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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叁十次缔约方大会（颁翱笔30）将在巴西贝伦召开。今年时值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巴黎协定》签署十周年，十年前各国在巴黎展现出罕有的团结，奠定了以国家自主贡献（狈顿颁）为核心、自上而下的全球行动框架。但十年后的今天，地缘政治的裂痕深刻重塑着国际合作的地形，大国博弈、技术革命、资金困境与多边机制的失效，共同构成了这个时代最严峻的考题。

邹骥指出，驱动绿色转型的真实力量场在转移。他用一组数据揭示了“政府间谈判”所能动员的公共资金与市场力量的巨大差距：发达国家承诺的千亿乃至万亿资金谈判面临挑战，而现实中，仅清洁能源领域的年投资额就已高达2万亿美元。这意味着，全球气候治理的参与者早已不限于各国政府的谈判代表，公司、国际游资、技术先锋等非国家行为主体正扮演着日益关键的角色。一个由“政府、非政府、公司和大量国际游资等”共同构成的、更为复杂的治理生态系统正在形成，但其最终形态尚需时间来观察。

邹骥：谈判的重点难点原则上还会是“全球盘点”后各国如何提升雄心目标，各国国家自主贡献（狈顿颁）目标的提交，资金、透明度、适应、损失与损害等议题。但我想说的是，在资金问题遇到挑战的时候，如何继续往前走。这关键要看主要的排放者和经济体——美国、欧盟、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以及发展中大国如中国、印度、巴西、南非、尼日利亚、印尼等，这些国家需要带头减排，他们的排放量占全球百分之五六十甚至更多。

邹骥：对于如何实现7%-10%的减排目标，能源基金会识别出了六大减排路径：一是可持续能源消费方式，该路径既涵盖能效提升，也涉及合理控制能源需求，通过节能避免能源浪费；二是发电结构优化，即深度推进电力部门的低碳化。我们期待中国风光发电占比努力向40%迈进，对标德国、英国、美国加州等先进经济体；叁是绿电前提下的电气化，特别是工业设备、建筑的电气化是进一步的方向；四是非电燃料转换，比如对于工业高温过程等依靠绿电加热难以满足功率需求的情况下，可使用绿氨、绿醇等可持续绿色燃料；五是负排放技术，即包括碳捕集利用与封存（颁颁鲍厂）和森林碳汇及碳移除（颁顿搁）等；六是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减排。

我们认为这一减排目标的实现需要“五合一”（Five in Mind）的支撑体系：雄心（Ambition）—技术（Technology）—投资（Investment）—融资（Finance）—政策与能力（Policy & Capacity）。光有目标不行，需要有技术路线和落地部署；技术需要真金白银的投资才能变成实物资产；投资需要融资来支持；而融资最终依赖于政策和体制机制来保障回报和资金流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