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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复活的本质，是对‘逝者人格标识’的新形态使用，具有满足人情伦理、丰富数字身后事等多方面价值。”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琦介绍说，根据生成数字人智能化程度的不同，数字复活可以分为几个层次：最简单的数字复活，是利用础滨使逝者照片“动起来”，使逝者数字人能够做出简单表情或者动作；稍高层次的数字复活，是具备任意交流功能的数字人，可以与他人进行对话；更高层次的数字复活，是具有学习能力的数字人，可以不断从真人的网络活动中学习，在真人去世后持续与亲友交流。

陈天昊介绍说，我国目前已初步形成由法律与专项行政规范性文件构成的数字技术规制体系。在法律层面，民法典人格权编系统性地规定了对逝者的姓名、肖像、名誉、隐私等权利的保护，并专门确立了对死者人格利益的保护规则，且该权利旨在保护逝者尊严而非赋予近亲属任意处分权。在专项行政规范性文件层面，《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与《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等明确了对生成内容进行显着标识和服务提供者与使用者责任等重要制度。

具体而言，他认为，在私法层面，需要细化数字遗产中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的继承和行使规则，可探索建立生前预嘱或授权制度，并在逝者未选择该制度安排时，对商业性使用数字复活设定近亲属一致同意等严格条件。在公法及治理层面，监管重心应从末端内容审查向前端的技术源头和关键平台延伸，即对基础模型开发者提出更强的安全与伦理责任要求，特别是在模型的后训练阶段进行专门的价值对齐，并且要压实内容分发平台的审核义务，不断提升其对相关投诉的处置效率。

他进一步分析，出于公共利益，可以基于人格权合理使用制度进行数字复活。这主要适用的场合是数字文博、知识文化传承、教育科研活动等，数字人在这些活动中具有超出通常媒介的独特价值，其所呈现出来的效果是简单的照片和视频所无法比拟的，需要强调的是，这种使用必须在极其审慎的考量和严格的程序下进行，如果简单的人格标识(照片、视频等)就能满足公共利益，就没有必要利用最复杂、风险最大的数字人。此外，逝者的人格尊严是不可减损的绝对性法益，任何可能被视为贬损、丑化或不尊重逝者的行为都应被严格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