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院常务副院长 董煜：“十四五”规划最后没有直接提量化的指标，这是和当时的经济形势紧密相关的。在2020年末2021年初，当时全球经济都受到新冠疫情的冲击，充满了很大不确定性，而保持在合理区间恰好是保持了我们宏观经济治理的灵活性。虽然没有直接提量化的指标，但是在每一个年份，在各项工作推进当中，各个领域、各方面心里都有一杆秤，按照什么目标去努力实现当年的指标。
董煜：在当时“十四五”规划前期谋划的阶段，总书记就提出了新发展格局，特别是把构建国内大循环放到突出重要的位置，这是有充分前瞻性的。在外部环境面临不确定情况下，中国经济增长需要在消费和投资方面更多去发力，过去长期以来在消费市场等方面还存在一定短板，这些本身就是中国经济面临的长期结构性问题之一。我们在“十四五”规划之初就下定决心去解决这些问题，中央在当时布置内需工作的时候有充分针对性。
经济要发展，还要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开放、共享，这也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然而，这几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在更趋复杂严峻的国际环境实现发展，扩大开放难度增大、要求更高，外贸首当其冲。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十四五”期间，我国外贸在全球变局中逆势上扬，顶住压力、稳中提质。中国货物贸易规模连续跨过5万亿美元、6万亿美元两个台阶，稳居全球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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