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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已有变化。武汉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四大队副大队长陈业林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2023年11月至今，长江武汉段已开展了4次水生生物资源监测。2023年监测期间采集到的鱼类种类数为35种，2024年和2025年均采集到48种。禁捕前， 鳤、长颌鲚等种类极少在武汉江段出现，但近年来，其在渔获物中出现的频率明显增加。

这两个城市鱼类资源的恢复，是整个长江的缩影。今年7月，农业农村部会同水利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联合发布的《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及生境状况公报(2024年)》 (以下简称《公报》)显示，长江流域水生生物资源恢复态势总体向好，2024年，长江干流单位资源量比2023年上升9.5%，四大家鱼(青鱼、草鱼、鲢和鳙)在长江中游监利断面卵苗资源量是禁渔前的6.2倍。

打击非法捕捞，各地都有一套“组合拳”，长江已初步形成了人防技防结合、专管群管并重的执法体系。同样在该发布会披露的还有博鱼综合体育入口，沿江地区持证渔政执法人员达到1.04万人，比全面禁捕前增加了4倍；“亮江工程”正在实施，视频监控设备基本覆盖长江干流、长江口和鄱阳湖、洞庭湖等重点水域。2023年群众举报的非法捕捞数量同比下降28%，非法捕捞高发频发态势得到了有效遏制。

因此，“技防”力量还需要不断加强。邓煦提到，武汉市正借助础滨神经网络的视频分析算法，对违规垂钓等进行自动识别、预警和取证。“比如，锚鱼的动作跟普通钓鱼是不一样的，违法人员会有大力拖拽的行为，目前这一动作的础滨识别率能达到90%以上，系统将视频推送给渔政指挥中心的执法人员，我们再进行人工判断，同时固定了证据。”

此外，渔政执法的法律保障也在细化。陈业林说，《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长江水生生物保护管理规定》等法律规章为禁渔后的一线执法问题提供了有效法律支撑。不过，目前的法律在执法中存在一些模糊的地方博鱼综合体育入口，比如渔获量较小的违法行为该罚多少，渔获量达到多少将入刑，再比如什么是“生产性捕捞”“生产性垂钓”，都需进一步明确。

此前，长江保护深陷“九龙治水”的困境。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研究会副会长王树义曾表示，过去，水污染治理领域有“环保不下河、水利不上岸”的说法。“水的问题很复杂，涉及生态环境、农业农村、自然资源等部门，那时出了问题各部门之间配合不够，甚至还出现互相推诿的情况。”

马鞍山市长江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工作，就是以薛家洼为起点，再逐渐拓展到79公里岸线上的。马鞍山市各部门分工合作，形成了“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叁水统筹的治理思路：生态环境部门通过水质断面监测与精细化管控、监管重点污染源、开展环境执法等工作，对污染物进行源头管控，推动水环境质量改善；水利部门通过对河道和岸线管理、调度水利设施等强化岸线修复与水资源保障；农业农村部门主抓长江“十年禁渔”，恢复水生动物多样性，通过治理畜禽养殖污染和水产养殖污染等措施博鱼综合体育入口，减少农业面源污染。

从“九龙分治”到“九龙联治”，各部门的协作机制显得格外重要。2021年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规定，国家建立长江流域协调机制，统一指导、统筹协调长江保护工作，审议长江保护重大政策、重大规划，协调跨地区跨部门重大事项，督促检查长江保护重要工作的落实情况；长江流域相关地方根据需要在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制定、规划编制、监督执法等方面建立协作机制，协同推进长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

王克雄认为，对于有沙洲的江段，应一边通航，一边不通航，留给江豚一个避难所和栖息地，或者尽可能地减少航运对江豚的干扰。“比如，虽然葛洲坝船闸附近的航船密度很高，但江豚的分布范围却快逼近闸口了，这得益于过闸的船走得非常慢，且只能一艘一艘地单向走，不会并排走，时间长了江豚能够习惯这种比较弱的噪声，也不会害怕。所以人类活动和水生生物实际上是可以共存的。”

“但这仍是整个长江的概貌。”刘焕章说，鱼类种群的恢复受到多因素的影响，包括种群被破坏的程度、物种的生活史和气候变化等。因此，需要对相关鱼类的生物学特征和区域管理特点进行全面研究，以便为不同区域和生态特征下的渔业资源提供有效的可持续发展方案。“未来水生生物的本底调查应是针对某个水域、某个物种，了解其生活史，捕捞量是多少、增殖放流量是多少，做到这样的精细程度，才能够真正有效地管理。”